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如果赋予一个非司法机构超越于法院的权威，必将对社会的稳定、法治的可靠性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从此人们不再求助于法律，而是求助于这个机构或个人来实现利益诉求。结语：动态中发展的宪政与信访 在行政法上，更应强调的还是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只有建立健全了现代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救济法，并注重各个阶段的程序设计，使监督制约形成一种科学而法定的机制，才能确保政通人和，令行禁止，提高效率同时又注重公正、正义。

公民权利只能在法治状态下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各司其职的法律救济途径可以有效制约权力的滥用，进而达到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1]由于对信访制度的功能认识错位，导致了信访异化的现象，信访在事实上超越或替代了法律纠纷解决机制。为了谋求政府活动与市民生活的协调，日本也设置了苦情处理制度，通过行政机关在政府部门设置窗口，以听取市民的不平或不满等各种意见，并在行政内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求得行政事务的改善。摘要: 信访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一方面在救济公民权益和监督行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党和政府所倚重。路还很漫长，眼下信访还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救济功能。

（三）信访机构的独立性信访制度的补充性地位并非就是信访机构的弱化，而是信访制度定位的科学化。只有真实的民主选举才能让公民的选票起到监督的作用，才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正本清源之道，才会促使信访功能的本位回归。土地纠纷又进一步引发了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如2005年全国因土地纠纷共发生该类事件19700起，约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2006年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2007年《物权法》颁布之前，立法和理论无一例外将土地征收的客体界定为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可以是投资补偿，也可以是歇业、停业补偿、营业规模缩小补偿、营业迁移费用补偿等。事实上，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苏州工业园区以公寓房作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通过发展房东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207-212页。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国家存在的最终目的和任务就是要保障个人利益（保障个人利益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公共利益）和保障公共利益并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国家自身的存在具有完全的正当性，由此，作为国家目的的公共利益就延伸到作为工具的国家利益之上，国家利益本身也就当然成为一种公共利益。

（13）法律规定的其它公益事业。补偿太少，更是直接使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利益遭受损害，这意味着农民不仅没有享受到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而且较之于土地被征收之前，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反而有所下降。鉴于城市土地扩张明显加快，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土地管理、禁止乱占耕地的通知》。约束权力的手段多种多样，法律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要让农民组成健全的、有活动能力的基层群众组织。此种注定要将农村土地圈进城市圈的规划，无论怎样编制，又无论如何审批，都只从城市本身的发展（扩张）需要出发，而无须对规划用地做任何公共利益的论证，也无须征求相关农民或农民集体的意见。另外，有些经济学上称之为正外部性的行为，它对行为人自己有好处，对社会上其它人也有好处。这就将《宪法》第10条所规定的征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完全撇至一边。

（2）公益目的原则土地征收的唯一合法目的应该是增进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明显过热、泡沫严重，影响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其次，它涉及公法的目标和界限问题。征收过滥，意味着一些不该被剥夺的集体所有权被强行剥夺，本该继续存在的农村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不再存在。

赋予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开征何种地税税种及税率的权利。因为土地所有权的无期性，所以如果以产值为标准，那么土地所有权就应是无价的。第二，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权。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建设项目。尽管我国《物权法》第132条明确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2）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一，改变政府功能定位。

土地管理法的补偿范围中，对宅基地上的房屋采用模糊处理，房屋仅仅是被包含在地上附着物中。总之，补偿制度应更多地考虑今后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问题。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现实中许多人包括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并没有真正领会公法权力和私法权利之间的应然关系，反而将被扭曲的、不正常的关系视为天经地义。所以申请征收人不一定就是征收人。

最后，立法在将公共利益具体化的过程中，应区分不同法律的立法宗旨，对公共利益作不同的界定。与农村集体土地有关的尚未成为准物权的一些使用权，如采石权、采沙权、取土权、利用温泉的权利，等等。

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征收也不一定都要移转被剥夺的权利（权能），很可能权利（权能）被剥夺之后，直接消失在公共利益之中，再也没有形成新的权利。共同体主义者的解决方法是：公益一律优先于私益，至于公益之间，根据其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如果大体上看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其次，对于共同体主义者来说，来自认识论上的难题同样难以解决，而历史上的教训更是不容回避。我们认为，如果大体上看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可以姑且推定其为公共利益，但如果有足够充分的反证，就可以推翻这一推定。

完善征收法制及相关法制，完善财政政策，都是直接对策。诱发农地擅自进入非农市场，进而形成非法的隐性交易市场。

在诸多原因中，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2.目的因：土地财政与攫取利益的双轮驱动政府为什么会频繁地发动征收权？产生征地冲动的原因何在？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物权法规定限于不动产，《宪法》规定限于特定主体的财产。（2）对此损害，如果不给予公平补偿，就必定会违反财产权保障和公用负担平等原则，因而对财产权人构成明显不公。最后，补偿标准偏低，带来许多严重的恶果：政府征地成本过低，诱发征地冲动，导致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但其实，不仅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切围绕土地并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益都可以成为土地征收的客体。

这一规定已经于2007年10月1日生效，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规定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在土地征收实践中被忽略。而市区拆迁安置费高达每亩40万元至60多万元，二者相差70至100倍。

所以，补偿主体应替农民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使失地农民享受社会保障服务。进入专题： 土地征收 。

对于农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因征收而被拆迁的，也应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而后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